伤逝丨周大伟：同桌的你，你在天堂还好吗？
周大伟，江苏无锡人。先后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1983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1986年）和美国伊利诺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法学院（1993年）。曾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商学院特邀访问学者。1980年代中后期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任教。1986年，担任教育部法学统编教材“民法”撰稿人之一（佟柔教授主编）。
目前在中国和美国两地从事法学教研工作以及企业投资顾问业务。担任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教授)、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中国科技法学会理事。《中国新闻周刊》《法制日报》专栏作家，在共识网、爱思想网等学术网站列有特邀专栏。著述甚丰。
1983年毕业照
原题
回忆和悼念：
我的大学同桌谭晓玲
2010年11月20日，是我的大学同学谭晓玲逝世5周年的日子。
1979年9月初，我们一起考入位于重庆歌乐山下的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我们被安排在同一个班。在大学一年级的第一个学期里，我和她曾是同桌。
一、我们的大学生活
谭晓玲，一个来自贵阳的考生，长得秀气温婉，稍带红晕的圆脸庞上有一双美目。和掷地有声的重庆口音不同，她讲了一口音调细软的贵阳话。在大学法律系本来就挺稀有的女生里，她显得有些引人注目。最初同桌的几个礼拜里，我和她都不知道彼此的年龄。从外表上看，她显得比我这个在军舰上当过几天海军的男生要年轻一些。
既然是同桌，彼此就免不了要在教室里交头接耳地说说话、讨论课程问题、交换书籍和课堂笔记等。几个来回，我就发现有点感觉不太对了。那种从青涩单纯衍生出的春意朦胧，好像正在从我们两张并不靠近的椅子之间，向上冉冉升起。
在课堂以外的场合，我们偶尔相遇时，彼此好像都在羞涩地躲避着彼此的目光。更有意思的是，一天午饭后，我在宿舍窗户外看到，有一个高大魁梧的男生正和她一边说话一边朝宿舍区走来，我当时竟然心里有一种很不快乐的感觉。
开学第二个星期后，学校就开始办理家庭困难同学的生活补助。我当时在班里临时担任班干部，在申请家庭特别补助的同学名单上，我惊讶地看到了谭晓玲的名字。在她填写的申请表上，我看到她幼年时父亲就因病早逝，她的母亲是湖北恩施山区的一个小学教师，每月的工资只有20多元钱，家里还有未成年的弟弟和妹妹。
看到她填写的这份困难补助申请表，我简直不敢想象，这样一个娟秀聪慧的女子，怎么会有这样不幸的童年身世和贫困家境。我从小生活在大城市里，尽管那个年代，家家都不富裕，但自己还从来没有体验过衣食之忧。
我当时甚至在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觉得如果我将来和她真的“好了”的话，说不定能在经济上照顾她的家人并改善她的困窘。今天看来，这可能是个有点儿滑稽可笑的想法，可在当年那一瞬间，的确很真实。
在后来的相互闲聊中，她告诉我，她的父亲早年曾经是个解放军海军军官，但在她幼年时父亲就不幸病逝了。母亲带着她和弟弟妹妹在乡间艰难度日，因为实在无力抚养子女，母亲只好在谭晓玲年幼时就把她寄养在贵阳的亲戚家里。
她从小在贵阳长大，贵阳城里住着她的养父母和表兄妹们。她说，自己的生母和弟弟妹妹还在湖北恩施，她打算明年暑假期间乘船去看看母亲和弟弟、妹妹。
作者（后右1）与同桌谭晓玲（前右1）等大学同学春游。
后来，几乎就在同一个时间段里，我和谭晓玲大致都发现了彼此在年龄上的差距。在那个人们的生活方式还非常拘谨保守的年代里，我比她小三岁（换句话说，她比我大三岁）的事实，对我们二人来说，似乎并不是个爱情“可持续发展”的福音。
更重要的是，我已经发现，在谭晓玲的周围，还有不少对她表示好感的“适龄男生”，其中不仅有同班、同年级的同学，还有年龄更大更成熟的高年级男生。
这些人攻势挺猛，我明显预感到，即使我自己有这份“贼心”，或者也有某种“贼胆”，间或还有与她同桌的优越“地理位置”，恐怕也不是这些人的对手，到最后肯定会“寡不敌众、落荒而逃”，那还不如早点儿“缴械投降”算了。
就这样，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我们之间那种说不清道不白的东西开始凝固住了，我们两人座椅之间那点儿微弱的朦胧，渐渐归于平淡。后来的很多日子里，谭晓玲也一定发现了，这个比她小三岁的同桌男生，表面上看上去挺成熟，其实，他比起高年级以及同年级、同班的那些真正成熟的男生来，毕竟还差得有点儿远。
后来，我自己也问过自己，这段短暂的春意朦胧，能不能算不算是自己生活经历中的一次恋爱呢？如果说算的话，大概也只是一次纯粹的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吧！彼此之间，有些羞涩的眼神，有些青春的悸动，还有些同情的爱怜；如果说不算的话，它就好像是昨夜的一阵细雨或微风，还没有飞扬，就已经翩然而去。
接下来的大学生活里，我们的关系就像一个彼此信任的异性知己朋友。彼此有什么事情，也常在一起商量。我发现，这个娇小柔弱的女同学，内心其实十分要强。我们有时候也会为一些不同的看法产生争论，有时还争论得很激烈。在这个后来当了我们的班长的女生面前，我有时也不愿示弱，总要竭力表现出自己比她成熟的一面，用今天的话说，就叫“装”吧，就是汉语拼音里Zh-u-ang的那个“装”。
大学的第一个暑假里，我和同班的几个同学（何超明、王爱华等）一起结伴乘船，经长江三峡、武汉去庐山旅游。恰好和乘同一条船去湖北探望母亲的谭晓玲相遇。
1980年夏，长江三峡轮船。左起：何超明、作者、王爱华、谭晓玲。
记得船停靠在巴东时，我们看到不远处有一个瘦瘦的圆脸男孩子在朝我们这个方向挥手。谭晓玲说这个男孩就是她的弟弟，是她母亲安排他赶来码头接她回家的。
我和何超明还对谭晓玲开玩笑说：“把你弟弟叫过来，我们和他好好谈谈。让他叫我们几声大哥哥，然后才能把你接走。”谭晓玲笑着下了船，说我们没出息，就会欺负人家小孩。
大学的最后一年里，我决定报考北京名校的研究生。在和她的谈天时，她告诉我，她也很想考研究生，但是一想到自己母亲这一辈子太辛苦了，还有弟弟妹妹需要自己帮助和照顾，决定毕业后就参加工作了，这样可以减轻一些母亲的负担。
1983年7月初，我收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寄来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临行前，我在沙坪坝百货商店买了几个精装的学习笔记本（这是当年学生们流行的毕业纪念品），其中一个是送给谭晓玲的。我还在扉页上给她写了几个字。
在我离开学校的那天中午，我来到女生宿舍楼门口，告诉门卫老大爷，我想找79级5班的女生谭晓玲上来说几句话。几分钟后，她来了。我告诉她，我今天下午的火车就要去北京了，临行匆匆，专门来和你道个别，送给你一个小礼物做个纪念。
她当时抱怨我说，你为什么不早点通知一声，让她一点儿没有准备。她说无论如何一定要回赠给我一个礼物，她让我等一会儿，她匆忙回到宿舍房间里，跑上来时气喘吁吁，脸红红的，手里拿来一个动物毛绒玩具送给我。
我理解她的心情，什么礼物已经并不重要，只是一份心意。不过，后来，我一看到这个动物玩具，就觉得很有趣。心里在想：这大概是通常一个大女生会送给小男生的礼物吧！
只是，后来的很多年里，那个比她小三岁的小男生倒是一直怀揣着一个小小的疑问：凭谭晓玲一个女性的直觉和敏感，在大学一年级开始时那短短的几个星期的时间里，她就没有察觉到同桌的那个男生对她有那么点儿意思吗？还有，她自己对这个稍微有点儿幼稚可笑但还不算太糟糕的同桌男生，难道就一点儿意思都没有吗？
直到大学毕业，我们谁都没有打算揭开这个谜底。最后揭开这个谜，那是26年以后的事情了。那时，她已经身患绝症，还是在她临终前不久的医院病榻前。
二、美国和中国之间
大学毕业后，我们各奔东西。我在北京读研究生，然后毕业留校任教。后来知道，谭晓玲在毕业前夕已经订婚，为了成全对这份婚姻的承诺，她选择分配回贵阳，在贵州省委讲师团工作。
我们之间除了偶尔有些通信外，彼此联系不太多了。通过其他同学的渠道，知道她已经在贵阳结婚生女，夫妻恩爱。我知道她自幼生活贫苦，如今能如此享受天伦之乐，真的发自内心为她高兴。
几年后，随着出国留学的大潮，我去了美国。开始的几年里，每当我辗转不同的美国大学和城市，基本上都给她写封信，告诉她我的近况和新址。从她的回信中，我知道，当时她的丈夫所在的企业效益不好，已经濒临倒闭。她的丈夫也在积极准备出国留学，但是签证却屡屡遭遇美国大使馆的拒签。为此，他们夫妇十分苦恼。
1990年9月10日，她在一封给我的信中写到：“今年7月中旬，我去了一趟北京……..乘此机会，我去了一趟大使馆，门口熙熙攘攘，签证的人很多，我想如果你在北京，大家还可以商量一点办法。看来想要冲过最后一关，还是非常不容易。你们出去了，又对祖国有眷恋之感，但这些在大门口徘徊的人，又是另外一份心情。世界上的事情真是太奇妙了”。收到这封信后的几年里，因为彼此工作变动和忙碌，我们的通信联系几乎中断了。
若干年后，我从其他同学那里听说，她的丈夫出国的事情很不顺利，而且企业倒闭后，工作处于下岗状态，一直不太稳定。家里的财政主要靠她一个人的工资来维持，家庭生活十分节俭。
大概是2001年前后，我突然在电子邮箱里收到了她发给我的信。她告诉我，是从同年级的陈佐夫(现在中国建设银行任职，1999-2000年期间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进修，其间我和他常有往来)得到了我的联系邮箱。失去联系多年后，能在高速穿越万水千山的网络空间里重建通讯联络，实在让人对现代科技的发达心怀感恩。
在电子邮件中，她告诉我，她已经离开省委讲师团，现在贵州省人民政府法制办任副主任职务。按照大陆的说法，这个职务属于副厅局级。远隔万里之遥，我为她的职位的变迁而感到欣慰。
过去曾有过担心，像她这样才学兼备的人才，在贵州这样的边远省份会被忽略和埋没。看来，只要是金子，无论放在哪里，迟早都会发光的。在这方面，上帝通常是公平的。
2003年夏天和2004年初，我在回国工作旅行期间，在北京见到了她。她当时正在位于北京北海公园附近文津街上的国务院法制办挂职工作。这是我们自从大学毕业20年后的再次相会。我觉得她的外貌变化并不是很大。尽管她已经是一个副厅级的官员，但无论是夏装还是冬装，穿着都很简朴。
她告诉我，贵州的经济发展和沿海省市相比，还很落后。如果有合适的海外公司，可以介绍他们去贵州投资办厂。我很想问问她丈夫的工作近况，看看我是否可以帮帮忙。但话到了嘴边，又收了回去。我知道她自尊心很强，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求人相助的。
她告诉我，2004年春天，她要率团来美国考察访问，但只去美国东部的华盛顿和纽约，不经过美国加州。她问我，从美国带什么东西回国比较合适。我告诉她，可以在美国买一些美国生产的维生素，相比国内同类产品，可谓货真价实；也可以在美国买一个IBMThinpak品牌的手提电脑（当时国内的同类手提电脑价格很贵）。但是，带回国时，一定注意不要把包装纸箱等带回来。否则回国入境时如果被发现的话，可能会被海关以崭新商品课以重税，那就不合算了。如果作为随身办公用品，是不会被课税的。
她后来来信告诉我，她在美国为刚上大学的女儿买了一个手提电脑，花去了家里的大部分积蓄。
记得是2004年底的一天，我在美国接到她发给我的一条短信，说她这几天正在代表省政府和聚众请愿的出租车司机们谈判，累得已经快坚持不住了。
三、难以置信的2005年：
晓玲英年早逝
2005年5月初，我们大学的同班同学们在海南的海口和三亚聚会，几乎80%以上的同学们都来了。很多人都是毕业22年后第一次见面，聚会活动办得很顺利，大家都高兴。
我当时恰好在香港开会办事，也参加了这次聚会，并为促成这次聚会尽了些努力。但因为公务原因需要返回香港，聚会结束前，我就匆匆离开了。
几天后，我收到晓玲的电子邮件。信中说：
大伟：你好！
这次海南之行感觉何如？和同学22年未见面，变化很大吗？因为你走得急，来不及聊细节，那天晚上狂欢，噪音特大，也不是谈话的时间。
你们走后，我和刘荣军、段书臣以及成都的一群人是晚上的飞机，最后离开三亚。每每送走一批人，我心里都特别感慨，同学之间的情意还是很深的。从中午大家告别开始，不知谁提议：给个拥抱，于是乎男生、女生都大大方方的以拥抱告别。这种方式对你来说可能不陌生，海外生活多年，见多了。我还有一点不习惯。但是同学之间的真情感动了我，最后，在那种氛围下，我的眼泪都差一点掉了下来。有时大家也拿我来开开心，我已经年过半百了，无所谓了，只要大家高兴，我也高兴。
你为促成大家聚会，付出了不少努力。刘荣军、段书臣费了不少的心，对此表示深深的谢意。最近，经常收到刘教授的诗，看来人到中年开始喜欢回忆过去了。
祝你香港之行顺利！
晓玲 2005年5月17日
我回复说，我7月初有机会去贵阳工作旅行，希望能在贵阳重逢时面叙。
7月初，我抵达贵阳。晓玲带着驾驶员来机场接我。离开贵阳时，她和她的丈夫大清早赶来机场为我送行。可能是早晨匆匆赶来送我，她丈夫穿了一双拖鞋就来了。谭晓玲当着我的面还抱怨自己的丈夫失礼。他们夫妻二人给我的印象是，尽管她的丈夫比她年龄大些，但看上去她像是个姐姐，她丈夫像是个单纯顽皮的弟弟。
我在贵阳期间，我和晓玲在酒店里有过两次长谈。我们共同回忆了很多大学时的往事，谈到了这些年里我们各自经历的风风雨雨，甚至还谈到了当年在大学时与各自交臂而过的几次姻缘，几乎该聊的都聊到了，唯独没有谈到我们两个人同桌时的那段微妙朦胧的时光。这么多年走南闯北、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我，在她眼里大概已经是成熟了，显然不再是当年那个有点儿幼稚可笑的同桌大男孩了。
人生在世，同学一场，缘分难得。有人说，无论你走到世界哪个角落，只有能找到同学和同乡，就像找到了自己的兄弟姐妹，这话有些道理。不过，我和晓玲也同时觉得，世事沧桑、人心难料，有时也会有些极个别的例外。
在贵阳期间，我几乎一点也没有发现晓玲有什么病状。她告诉我，8月份她还要去美国访问一次，这次我们十有八九能在美国加州见面了。我告诉她，届时我一定要请你在美国吃当地最有名的牛排和太平洋大海蟹。
天知道，在我们这次分手后的几个月里，竟发生了所有人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谭晓玲此时其实已经身患绝症，死神正在向她步步逼近，此时此刻，距离她告别这个她热爱的世界，其实只剩下四个多月的时间了。
8月中旬的一天，我在美国接到晓玲发来的一个手机短信：
大伟，我最近体检时发现身体出了问题，已来到北京住院治疗。美国之行只好取消了。你回国时，我们能在北京见一面。晓玲。
看到这条手机短信，我的直觉告诉我，实际情况可能不像她短信中讲得这么轻松。我随后给在国内的同学打电话询问，他们都说不知道谭晓玲患病的事情。
几天后，我终于按捺不住，从美国拨通了她在贵阳的手机，是她丈夫接的。电话里，她先生说，晓玲现在北大医院，一小时前刚刚被推进手术室，已经确诊是癌症中晚期。
8月底，我在北京北大医院的病房里见到谭晓玲。当时她的状况还平稳。她甚至告诉我，回到贵阳后，很快就会去上班的。她的丈夫和女儿在一旁劝她先把身体养好，不要再想单位工作的事。
我知道他们一家人几天后就要返回贵阳了，我想请他们去听一次北京音乐厅的音乐会，这样对舒缓病人的精神有益处。晓玲很想去，但医生不同意手术后的病人此时晚间外出。我们约好，下次来京时一定去国家大剧院看看。
10月中旬，我在工作旅行经过成都时，得知晓玲病情恶化的坏消息。当时，我马上要去日本开会，我当即决定，和同事们告假两天，我先飞去贵阳看望晓玲。
在贵州医学院的病房里，晓玲躺在病床上。病状晚期引起的剧烈咳嗽是痛苦难忍的。但她从来没有在来探望的人面前流露出一点悲伤。看到我赶来了，她只是抱怨自己的家人，不要再让远方的同学赶来看她。
她丈夫给我看了最新拍摄的X光片，看到癌细胞已经在体内四处蔓延。医院已经告诉家属，可以去寻找民间中医偏方。这种说法其实就等于宣布，西医治疗方案已经技穷。她丈夫告诉我，医生说，照目前的情况看，她的生命估计还能维持1个月左右。
看着躺在病床上的晓玲，我的思绪走得很远，我想到，她曾是我们在大学时学习努力、工作负责的班长，想到她在工作单位是个廉洁奉公、刻苦敬业的清官，想到她在自己家里是个可爱的慈母和贤妻。还想到，我们26年前曾经是共享同一张书桌的同学。
我对她丈夫说：“如果你不介意，我想和晓玲单独讲几句话。我想和她一起回顾一下我们当年在大学同桌时的往事。”她丈夫说：“当然可以，她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有让她心情愉快的事情就赶快和她说。”
在病床前，我对晓玲说：“我想跟你说几句话。知道你现在身体很弱，为了避免你咳嗽太厉害，你听到我的话后，就点头或摇头就行了，好吗？”
晓玲看着我，轻轻地点头。
“你还记得，在大学一年级刚开学的时候，我们两人曾经是同桌吗？”
她轻轻地点头，表示还记得。
“我再问一句，你有没有感觉到，我当时喜欢过你？”
她轻轻地点头，脸上出现了淡红色，露出了笑容。
2005年5月初， 大学同学毕业22年后第一次聚会于海南三亚，前排左3谭晓玲。
“那么，我再问你最后一问题，这个问题你可以回答，也可以不回答。”
她尽管重病卧床，但头脑十分清醒。大概她知道我要问什么问题，轻轻点头后，脸上留着笑意。
“假如，当然，只是假如，如果是我比你大三岁，而不是你比我大三岁，你觉得我们会怎么样？”
她又笑了，吃力但是很清晰地说了一句：“那咱们俩就成了。”
事后，我向她丈夫“如实交代”了我和晓玲刚才的全部谈话内容。最后，我和他半开玩笑：“如果我和谭晓玲真成了，那就没你什么事儿了！”
从她丈夫那里，我获知，尽管晓玲身居副厅级官位，但丈夫却因企业调整下岗了十多年。她丈夫也是学光学仪器专业的工科大学毕业生。在当今社会，要凭她的地位给自己的夫君谋个工作，并非难事。可多年来，一家三口一直是靠她一个人的工资收入生活，包括近年供养女儿读大学。
这些年里，她坦然地生活、工作、交际、粗茶淡饭、衣着朴实、乐观豁达，乐意助人，不慕虚荣。她的爱好除了读书、写文章，便是陪丈夫散步，与女儿聊天，心满意足、安之若素。谭晓玲的律己、廉洁、奉公，在今天这个很多人已经不再相信字典里还有“清官”二字的时代里，显得多么稀有和可贵。
晓玲最后是11月20日去世的。开追悼会那天，我在美国。我们班里的刘荣军和江山从北京赶去贵阳参加了追悼会。他们发手机短信告诉我他们在花圈上精心编写的挽联。
据说，刘荣军在追悼会上像个孩子一样失声痛哭。我后来在北京收到了王海平女士（晓玲丈夫的妹妹，也是我们的校友）写的悼词，看后也不禁潸然泪下。
海平的悼词里说，晓玲生前说过，自己退休后的理想，就是与丈夫到农村做乡村教师，既能享受心境的安宁，又能帮助贫苦的孩子。如今她已经英年早逝，这个理想已成绝响。但余音荡漾之中，人们却能看到她淡泊致远的人生境界。
晓玲去世后，我们五班同学一直没有再举办聚会。也许，不少同学内心里总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忧伤：当大家再聚集一堂时，马上就会发现，从今以后，全班同学的聚会上，晓玲再也来不了了。
在大家的印象里，她一直还在扮演着这个班的班长的角色。聚会开始时，她会讲一段开场白。聚会结束时，她会把同学们都送走后，然后自己再离开。
谁会想到，就是这样一个温婉秀美、品学兼优的女子，就在我们上次同学聚会后半年的时间里，竟已化作一缕青烟飘然而逝，再也不在人间，如何不让人扼腕叹息！
晓玲去世的时候，她的女儿还在北京读大学。我想，这个孩子的未来生活，大概是她临终前最放心不下的心事了。每当看到这个瘦弱的过早失去母亲的孩子，我心里总是有几分爱怜和酸楚。
不管工作多忙，我们几位经常在北京的同班同学还是常常把晓玲的女儿找到我们大家身边，一起关心她的学业、生活，尽我们的努力给她一些温暖和帮助。我们想默默地告诉晓玲，你的女儿，我们会替你照料的，你一路走好！我们的心与你同在，在通往天国的路上，你不会太孤单！永远不会。
2010年11月8日一稿草于美国洛杉矶飞往北京的航班途中；2010年11月20日二稿修改于北京
（原载微信公号“桂客留言”，本号获作者许可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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